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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方志文化自信

發布時間:2018年01月11日來源:中國地方志網打印本頁關閉


  論方志文化自信 * 

  冀祥德 宋麗亞** 

  

  

  摘 要 通過梳理中華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方志文化之間的關系,以及文化自信重大命題提出的過程,系統研究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時代背景,以及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礎、內涵與價值,首次提出方志文化自信的概念。方志文化自信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是根植于方志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包容性、功能性、資料性、權威性的基本屬性。方志文化自信作為文化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其獨特而豐富的內涵,是宏觀、中觀、微觀三個主體層面對方志文化確信和肯定的一種穩定心理特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大背景下,提出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時代價值。要探尋方志文化在我國幾千年的源流,遵循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規律,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實現,從主觀和客觀方面規劃設計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路徑。以方志文化自信為邏輯起點,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現過程中,方志文化應當發揮引領作用,率先走向世界舞臺;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現之后,方志文化要勇敢擔當,站在世界文化舞臺中央。

  關鍵詞 中華文化 文化自信 方志文化自信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1]。方志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與“魂”,不僅在璀璨的中華文化中獨樹一幟,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占據獨特位置。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將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提升到同等重要位置后,學術界關于文化自信的理論研究成為熱點,并取得豐碩的成果。本文首次提出方志文化自信概念,并就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何有方志文化自信、何為方志文化自信、何需方志文化自信,以及如何建立方志文化自信等問題作系統論述。

  一、方志文化自信提出的背景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中華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以及文明的影響力、擴張力、號召力都與國家的國力、民族的強弱息息相關。“每一次文化自信的提振,都伴隨著國家的強盛。”[2]漢唐盛世,國家統一,民族融和,中華文化自信呈現為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引領世界文化發展。近代以來,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西方文明成為主導文明,歐美人普遍認為西方的“光”普照全球,西方標準成為普世標準。而中華民族則國力衰退,在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小,落后挨打的歷史動搖了我們對自身文化的自信。雖然現代新儒家,如梁啟超、梁漱溟等無論出于“他覺”還是“自覺”,對中華文化持肯定態度,認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蘇”[3],但是“全盤西化論”、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的思潮在部分國人中間滋生蔓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近年成為僅次于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和認可度不斷提升,中華文化自信的提出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不同文化的碰撞、沖突、交流更加頻繁,文化的作用日益凸現。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國的文化“軟實力”與“硬實力”不對稱,在世界范圍內,中華文化話語權還有待加強。在新的世界形勢與國際背景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必然要求。盛世修志,志載盛世。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當是時代的必然。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

  我國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黨中央從對世情、國情、黨情和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把握中,不斷深化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認識,提出了“文化自信”,這是一個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的過程。

  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著眼于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進行文化創造。”[4]第一次明確提出“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5]第一次明確要求要“培養高度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深入思考社會主義文化問題,多次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深刻闡述了文化自信的基本內涵、重要意義,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自信”,凸顯了文化自信的時代價值。[6]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7]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8]12月20日,在和澳門大學學生座談時提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還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礎。”[9]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0]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引導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1]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號召“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這是繼黨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之后,在黨的重要文獻中正式將文化自信提升到與“三個自信”同等重要的位置。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全黨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勝利前進。[13]這再次明確了文化自信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文化的篤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理論成果,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又一理論創新成果。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

  地方志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全面系統地記載一定區域內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在歷經2000多年,綿延不斷的方志編修中,培育形成的方志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歷久彌新、獨具特色、燦爛輝煌,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瑰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方志文化表現了中華文化的本質特征和根本屬性,是中華文化的重要代表,是中華文化的豐富滋養。隨著文化自信重大命題的提出,方志文化自信命題的提出也是題中之義,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必然要求,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要求,是對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律的科學把握,是對方志學理論的又一次提升。

  一方面,地方志海量文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為方志文化自信命題的提出提供基礎載體。據不完全統計,僅宋元以來歷代保存下來的舊志就有8000余種,10多萬卷,約占全國現存古籍的1/10,不僅是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14]這些舊志“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15]。新編地方志工作大規模開展以來,全國首輪、二輪修志共出版三級地方志書8200余部,行業志、部門志、專業志約24萬部,地情書1萬余部等等,[16]形成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科學成果群。這些文獻忠實記錄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建設新中國以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輝歷程和豐功偉績,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最寶貴的思想源泉和最直接的精神紐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優秀革命文化和先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載體。英國學者偉烈亞力曾說:“在中國出現的一系列地方志,無論從它們的廣度來看,還是從它們的有系統的全面性方面來看,都是任何國家的同類文獻所不能比擬的。”[17]所以,方志文化自信是在強化中華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以地方志海量文獻為物質保障,以地方志文化的獨特性為依據,以呈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主要內容而提出的。

  另一方面,方志文化自信缺失是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首先,作為用方志的大戶——學者們對方志文化不自信。梁啟超直接指出:“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開局眾修,位置冗員,鈔撮陳案,殊不足以語于著作之林。”[18]部分學者認為方志“大半成于俗吏之手”,雖然不乏精品,但是難登大雅之堂。他們認為方志文化的價值在于:“又正以史文簡略之故,而吾儕所渴需之資料乃摧剝面無復遺,尤幸有蕪雜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謂‘良史’者所吐棄之原料于糞穢中,供吾儕披沙揀金之憑借,而各地方分化發展之跡及其比較,明眼人遂可以從此中窺見信息。”可見,學者們雖然重視方志的資料價值,但是忽視其實用價值,甚至低估了方志文化的價值。其次,作為編纂地方志的專業人士——方志人對方志文化也沒有形成普遍的自信,甚至相當一部分人還存在方志文化自餒。主要表現在對方志價值缺乏認同感和自豪感,對方志事業缺乏信心與熱愛,對方志文化在文化強國的戰略地位、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作用缺乏清醒認識或者認識不足,沒有形成內在的、強大的、支撐事業發展的精神動力。再次,社會公眾對方志的認識與了解更是與方志的社會功用、價值不對稱。必須承認的是,目前地方志尚未形成普遍的社會意識、家喻戶曉的公眾意識。[20]社會公眾對地方志缺乏認識,對方志文化沒有概念,更不用提對方志文化自覺的心理認同、堅定的信念和正確的文化心態。所以說,方志文化自信的提出就是針對“方志文化缺失”“不自信”的存在,有著尤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礎 

  方志文化是指人們在方志實踐活動和理論研究中所獲得的物質和精神收獲的總和,所以,方志文化自信必然有其堅實的生成基礎,方志文化自信必然根植于方志文化自身的特殊屬性。

  (一)方志文化的民族性

  審視世界不同文明的源流演變,只有中國,建立了專門機構,并以官修的方式,志書的形式,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產生、發展狀況客觀而真實地記錄下來,并一代一代傳承下去,從而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亞力托在《中國方志與西方史學的比較》一文中說:‘自宋以來,方志在形式上和內涵上的一致性是驚人的。至于西方,根本沒有長期一致的文體,即使一國中的一致性也沒有,……而方志的形式則千年未變。’我們一直認為編修地方志是我國民族文化中的一個優良的傳統,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優良傳統。”[21]所以說,方志文化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具有民族性。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方志文化民族性的突出表現就是其在世界舞臺上的價值。以美國為例,其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地方志的重要價值,在民國時期就有目的的大量收集中國地方志。國會圖書館1916年派施永格到中國大量收集中國舊方志,1928年設立東方部,繼續主動派人深入中國各地收藏中國舊方志。美國對中國舊方志的收藏從最開始的收藏各省大行政區域的方志為主,到慢慢開始收集小的行政區域的方志,遍及各個省、市、縣、鎮的方志。僅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中國歷代舊方志達4000多種,哈佛大學燕京大學圖書館收藏3858種,美國猶他家譜學會收藏5558種,猶他家譜學會圖書館收藏5193種,等等。[22]對于新方志,美國也充分肯定其價值。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鄭炯文館長曾這樣介紹:“對于中國現在編修的各種新志,特別是對一些小型志敞開收藏,‘不管什么志書都收’,‘見一本買一本,不管它是什么內容’,不管是定稿還是未定稿,都要注意收藏保存,特別是未定稿,很多是用金錢無法購買得到的。”[23]可以說,方志文化是典型的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是能夠代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

  (二)方志文化的地域性

  方志,所記都有一定的空間位置,明確的地域范圍,無論記事、記人、記物,都離不開一方之地。[24]清嘉慶《上海縣志修例》規定,修志“皆以地斷,以一地為限”。新方志編纂也大都恪守“越境不書”的原則。正如倉修良所說:“地方性可以說是地方志主要的特征。因為方志從他產生之日起,就是以專門記載某一地區史實為職能的一種著作。”[25]所以,方志特定的記事空間范圍決定了方志文化鮮明的地域性特征。

  中華民族地域遼闊,歷史悠久,各地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傳統,每個地區都有其特點,有自然環境、風俗習慣、開發時間、文化教育、經濟發展、社會面貌等諸多不同。方志最大的優點就在于能夠分門別類、全面系統地加以記載,從而反映這些不同。[26]葛劍雄在《筧橋鎮志·序》中對此有深刻的解讀:“就宏觀而言,筧橋作為一個千年聚落,又處于中國近千年來的經濟文化發達地區,不僅積累了大量地方史料,還由境內的遺址遺物和口耳相傳保留了很多未見于其他記載的資料。”“就微觀而言,某些在全國、全省、全縣未必能有詳細記錄的事物,在《筧橋鎮志》卻因其在本地所占的重要地位、所起的關鍵作用、所產生的重大影響而得到最大篇幅的記載,留下最詳盡的資料。”[27]所以,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地域性是方志文化的基本屬性。

  (三)方志文化的包容性

  方志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不斷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常變常新。梁啟超指出,方志“內容門類之區分,由繁而日趨于簡,其所敘述范圍,則由儉而日擴于豐,此方志進化之大凡也。”[28]從體例體裁看,方志由圖經、政記、人物傳、風土記、古跡、譜牒、文征七類“分地記載之著作”,到“隋唐以后,則糅合諸類斟酌損益以為體例也”[29]。即到宋朝,方志定型。元明時期,制定一統志凡例,體例逐漸規范化,清朝體例成熟。

  從內容上看,方志從地理、歷史、文學的交融,逐漸到薈萃地理學、考古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社會學、文藝學、自然科學等各類學科知識,不斷發展壯大,逐漸涵蓋自然、人文等百科各業,“紀地理則有沿革、疆域、面積、分野,紀政治則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紀經濟則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紀社會則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紀文獻則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跡”[30]。方志的發展過程,充分體現了“方志兼容適應規律”[31],也凸顯了方志文化的兼容并蓄,即包容性。

  方志文化能容納、吸收多元文化,與區域內的農業文化、商業文化、生態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戲曲文化等單一文化相比較,就呈現出多元化、全方位、綜合性的特點。有學者指出,方志文化“就展現中國文化的歷史長卷和文化風貌,和豐富地方文化及社會史的內涵方面,任何其他文獻都是無法與其比擬的”[32]。可以說,正是方志文化的包容性,才使其不僅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獨放異彩。

  (四)方志文化的功能性

  地方志編纂之所以能綿延數千年而不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方志有現實的實用價值,“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獻之寄而已。民之榮瘁,國之污隆,于茲系焉”[33]。方志文化在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積淀而成并突顯出來的重要特點就是其功能性。主要表現在:其一,歷代方志學者編撰志書的目的就是“經世致用”。東晉常璩在所撰的《華陽國志》卷十二《序志》中指出:“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勛,而后旌賢能。”[34]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序》中說地方志書“事關興替,理切安危”,明確編寫《元和郡縣圖志》正是為皇帝便于周覽全國形勢,以達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35]宋代鄭興裔為《廣陵志》所寫的序中直言:“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察民風,驗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鑒,甚重典也。”[36]。之后元、明、清修一統志,也是有其現實的功用,為了達到“上下相維,以持一統”,突出地方志“系于政而達之于政”的特點[37]。自古到今,地方志工作者編纂志書的目的突顯了方志文化“存史、資政、教化”的功能價值。

  其二,中外知名學者大規模使用方志。著名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根據方志記載的植物分布及花開花落時間的變化,研究中國歷代氣候變化的規律,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提出“方志時期”(1400—1900年),即利用數量眾多的明清方志,探討明清兩代500年間長江、黃河流域氣候變化的情況。屠呦呦從東晉葛洪編著的《肘后備急方》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從而獲得靈感,提出了抗瘧疾單體“青蒿素”,獲得了諾貝爾獎。據不完全統計,從我國翻譯海外漢學研究著作中,近60年來就有孔飛力等20多位美國學者出版了專著,使用了舊志(不含新志)550余種。[38]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作為方志“大用戶”,成果豐碩,影響力巨大。他直接指出,在《縱樂的困惑》《秩序的淪陷》等書關注江南地區,就是因為江南地區留有許多筆記和地方志。[39]日本學者利用方志進行科研的例子也是數不勝數,由此可見,方志文化的研究價值以及世界影響力。

  其三,方志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清初,顧炎武就通過《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的編寫,開辟了一條綜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道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方志在規劃編制、旅游開發、環境治理、人口控制、歷史文化遺產發掘保護等各方面切實發揮了“參謀”“資治”的作用。例如,上海至新疆伊寧的312國道的線路走向,是修志工作者從舊志古驛道的線路走向的信息中,分析得出并被國家交通部門采納的。《黃山志》于1985年編纂完成,在黃山申報并獲準為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主編劉秉生利用該志資料,只用40天時間就完成了提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藍皮書,使得黃山成了世界級知名度的風景名勝區。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在北川縣城重建階段,中國城市規劃研究規劃設計院通過北川縣地方志辦公室提供的乾隆《石泉縣志》、道光《石泉縣志》、民國《北川縣志》和新編《北川縣志》擬訂北川新縣城四個備選地址,等等。由此可見,方志文化確實具有很高的社會經濟效益。

  (五)方志文化的資料性

  地方志是通過特定的體例體裁,按照存真求實、橫排豎寫、述而不論、詳今略古、詳新略舊等編纂原則,記載一定區域內的建置疆域、自然環境、歷史沿革、職官典制、社會經濟、風土人情、文化藝術、政治軍事等,是“一方之百科全書”、“一方之通史”。正如陳橋驛先生所言,“方志的可貴在于資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資料”[41]。所以,方志文化的第一屬性就是其資料性,它決定和影響方志文化的其它屬性。

  首先,方志文化的資料性體現在記述內容上。“他凡郡之所有,事無巨細,莫不皆然。”[42]“志之為體,當詳于史”[43],司馬光視地方志為“博物之書”,在為《河南志》所寫序言中說:“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跡、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優,無不備載。考諸韋記,其詳不啻十余倍,開篇粲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44]其次,方志文化的資料性體現在體例體裁的運用上。述、記、志、傳、圖、表、錄等體裁的綜合運用,“實現了綜析有度,經緯分明,首尾相顧,多姿多彩的有序排列與合理交織”[45],使之更好地服務于志書內容,即志書的資料,凸顯了方志文化資料性特征。再次,方志文化資料性的特征體現在志書的編纂原則上。例如橫排豎寫原則,即方志橫排門類,確保資料的廣泛;縱向記述,確保各個歷史時期資料的連續,沒有斷線。述而不論原則,即寓觀點于資料之中,沒有主觀的評論、判斷,確保資料的真實、客觀。詳今略古原則,突出“以當時人、當地人而修當地的歷史”[46],確保最大限度記錄當下歷史,保存資料。正是有了這種方志體裁及編纂原則,才使各地在各個歷史時期各方面的資料得以系統、完整地保存下來。

  (六)方志文化的權威性

  “志屬信史。”[47]方志學者“調集數百家譜牒,經極詳慎之去取別擇,而得其經緯脈絡……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嘔心血鑄成……征引之書,不下四五百種”[48],“其間一事一物,皆酌考眾書,厘正訛謬,然后落筆”[49],非常重視搜集史料,辯證史料,以確保志書資料的真實可信。同時方志工作者嚴格要求自己,做到“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50],以確保志書質量,從而保證志書的可用性、可信性。方志文化在這個過程中,也具有了權威性。

  方志文化的權威性還表現在方志的“官修”傳統,志書的“官書”性質。隋唐時期,國家統一,國力強大,國運昌盛,確立史志官修制度,打開了官修志書的新局面。宋代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設立了中央地方志機構。明清時期編修地方志逐漸形成制度,朝廷多次頒布詔令,對志書編修做出規定,清雍正六年(1728),頒布修志上諭,要求各省編修通志,“務期考據詳明,采摭精當,既無闕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51],書編好后報送一統志館,以便增輯成書。民國時期,雖然戰亂不斷,但政府也多次頒布修志政令,管理修志事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后出臺規范性文件,公布《地方志工作條例》,發布《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明確建立由黨委領導、政府主持、負責地方志工作的機構組織實施、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工作體制,提出依法治志,從而確保了地方志的權威性。志書的權威性,決定了其可以作為評判歷史事件的依據,可以幫助重現歷史,確定位置,劃定標識,體現了方志文化證據性的特征。可以說,方志文化的功能性源于其權威性。正因為此,方志文化有了區別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價值和功能。

  民族性、地域性、包容性、功能性、資料性、權威性彼此交融,相互作用形成了方志文化自身的特殊屬性和獨特魅力,成為推動中華文化繁榮發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料寶庫、知識寶庫、智慧寶庫,成為世界歷史文化長河中最燦爛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瑰寶,成為方志文化自信的基礎。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內涵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52]方志文化自信就是方志文化主體對方志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度認同,對方志文化價值、意義的充分肯定,對方志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對方志文化建設的勇敢擔當,對方志文化發展規律的準確把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文化自信提供最基礎、最深厚、最廣泛的滋養。

  (一)方志文化自信的宏觀內涵

  從宏觀來講,方志文化自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對方志文化價值層面所擁有力量的堅強信心和充分肯定,對方志文化發展規律的準確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就傳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還專門就加強修史修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53]。李克強總理近兩年來對地方志工作作了三次重要批示,其中“修志問道,以啟未來”“為當代提供資政輔治之參考,為后世留下堪存堪鑒之記述”,明確了新時期地方志事業的定位;“直筆著信史,彰善引風氣”,明確了當代地方志工作者的定位。劉延東副總理兩次接見全國地方志會議代表并發表重要講話、兩次作出重要批示[54]2016年5月12日,王勇國務委員出席《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志》出版座談會并發表講話。中央領導同志如此密集地就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發表重要講話,足見黨和國家對方志文化地位的高度認識,對方志文化價值的高度肯定。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2015年8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規劃綱要》,準確把握方志文化發展規律,科學謀劃地方志事業發展,明確提出“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充分肯定了方志文化功能。2016年3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加強修史修志”,將地方志工作全面納入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納入了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的工作任務,肯定了方志文化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的作用。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在重點任務中明確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編纂工作,鞏固中華文明探源成果,正確反映中華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將地方志工作納入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再次肯定了方志文化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科學把握了方志文化發展道路。2017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明確強調“加強中國共產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修,加強地方史編寫和邊疆歷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縣三級地方志書出版工作。開展舊志整理和部分有條件的鎮志、村志編纂”,將地方志工作納入了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建設之中,肯定方志文化在我國文化建設戰略中的重要作用。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的出臺,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科學分析當前形勢,對于方志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清醒認識,從國家層面凸顯了方志文化自信。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中觀內涵

  從中觀來講,方志文化自信是包括全國地方志系統在內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方志文化發自內心的尊敬、認同、信任和堅守。其一,方志系統對自身文化的價值取向認同和職業認同,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具體表現為,一是方志系統對自身文化所形成的共識。在自身文化發展過程中,了解自身文化的特性,熟悉發展的歷史,明確發展方向,把握發展規律,對自身生命力充滿信心,對自身文化未來發展有“放眼世界的自信、擔當和追求”[55]。在與其他文化相比較的過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不可一世;也不妄自菲薄、自暴自棄,理解并認同方志文化的深刻內涵,把握方志文化的獨特性,明確方志文化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現實功能,尤其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獨特價值。二是方志系統對方志事業的認同感和自豪感。當前地方志正在從“一本書”向志、鑒、庫、館、網、用、會、刊、研、史“十業并舉”轉型,從一項工作向一項事業的轉型,從依法修志向依法治志轉型。[56]明確地方志事業發展前景以及地方志事業在國家文化強國建設戰略中的特殊位置,對地方志事業發展的前景充滿信心,對地方志有高度的職業價值認同,職業價值自信。

  其二,其他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方志文化的高度認同以及積極態度、對方志文化功能的認可信賴等。具體表現為:一是對方志文化的正確認識。方志文化延綿數千年,不僅有志書年鑒等海量物質成果,有法規、準則、條例等制度成果,還有在數千年修志過程形成的秉筆直書、經世致用、務實奉獻、改革創新、團結協作等精神成果,已經完全融入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成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有著當代價值和恒久魅力。二是對方志文化“存史、資政、教化”功能的高度認可。因為方志文化與生俱來的資料性、地域性、功能型、權威性,使方志文化的價值、功能不僅在中華文化中獨樹一幟,在世界文化中也是獨一無二的。方志文化功能價值的特點主要有:適用范圍廣,有助于決策、研究、興利、教育、發展經濟等等;適用群體多,各行各業,無所不包;社會經濟效益高,影響大。所以,這就是對方志文化功能價值有“一種充滿依賴感的尊奉、堅守和虔誠”。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微觀內涵

  從微觀來講,方志文化自信是包括方志人在內的每一個社會個體對方志文化價值的認同,是個人在方志文化上“增進自我、擴展自我”[57]的表現。其一,方志人對自身文化的身份認同和方志文化建設的勇敢擔當。具體表現為,一是方志人在地方志事業上認同自我、發展自我、繁榮自我。方志人作為方志文化的主要建設者、創造者、傳承人和記錄者,明確自身定位,堅定自身存在的價值,將方志事業發展、方志文化建設與個人價值取向有機融合,將文化自信、方志文化自信與自我身份認同有機融合,將方志文化發展、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文化強國建設與個人自身發展有機融合。二是方志人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一種主體性心態的自然呈現。方志人在推動地方志事業發展過程中,主動擔當,積極探索,有所作為;在不被人關注的崗位上,默默堅守,甘于奉獻,鍥而不舍,筆耕不輟;在遇到挫折時,勇于承擔,積極尋求破解難題方案,“把纂修方志作為見用于時,實現自己理想的有為之事,即使身處逆境或面對艱難困苦,堅持修志不倦,甚至奉獻畢生精力”[58]。

  其二,其他社會個體、社會公眾對方志文化的積極態度和價值訴求。具體表現為,一是形成普遍的社會意識和家喻戶曉的公眾意識。志書不能“束之高閣”,方志文化也不能成為“精英文化”。方志文化的特性決定了方志文化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有機結合,是能被社會公眾所認識、所了解、所使用,從而進一步推進方志文化,成為潛在的方志人。二是主動在方志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方志文化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羅萬象,可謂是中華文化中最有潛在群眾基礎的文化。方志文化的特性,尤其是方志文化的資料性、地域性、功能性和權威性,決定了每一個人都能在方志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四、建立方志文化自信的價值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大背景下,提出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對方志文化確信和肯定的一種穩定心理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時代意義。

  (一)方志文化自信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

  博大精深的方志文化以其獨特的資源性、功能性、權威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智力支撐和精神動力。正如馬光祖所說:“忠孝節義,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堅瑕,討軍實也;政教修廢,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跡,垂勸鑒也。夫如是然后有補于世。”[59]要實現方志文化的價值,就應有足夠的方志文化自信,為其提供“思想價值資源和心理依托”,這是實現中國夢的精神力量。方志文化的基本屬性是地域性,可以說,方志文化來源于地域文化,又滋養了地域文化,打造屬于一方水土的專有記憶。宋代陸游在嘉泰《會稽志》中寫到,“今天下巨鎮,惟金陵與會稽耳”[60],明確指出編修志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激發鄉邦人士愛鄉的熱情。今天紹興人讀《會稽志》,自豪感油然而生。方志文化激發每一個中國人的愛鄉愛國熱情,投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所以說,方志文化凝聚了實現中國夢的人才力量,方志文化自信是實現中國夢的精神支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61]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蘊含著方志文化的繁榮與發展。方志文化自信為方志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養料,賦予其勃勃生機。所以說方志文化自信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支撐。

  (二)方志文化自信致力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也一定能夠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62]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號角早已吹響。方志文化以其獨特性,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方志文化自信是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然要求。其一,有助于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是決定文化性質和方向的最深層要素,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穩定器,有助于應對世界多元文化沖突與碰撞,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突出道德價值作用。而方志文化作為“倫理政治型文化”,幾千年的方志文化發展史強調的就是血緣親情、人倫關系、忠君愛國、人際和諧;仁政、德政,以禮治國;道德修身,奉行“人皆可以為堯舜”的道德理想。[63]方志文化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滋養,方志文化自信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基礎,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力量。

  其二,有助于提高文化軟實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方志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典型代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在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上有天然優勢。方志文化自信作為一種心理狀態,一方面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識,另一方面也是提高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的動力基礎。

  其三,有助于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古往今來,中華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響,不是靠窮兵黷武,不是靠對外擴張,而是靠中華文化的強大感召力和吸引力。”[64]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和競爭力,主要通過走出去展示中國理念、傳播中華文化、講述中國故事來形成。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最有民族性的方志文化,能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播中華文化基因、展現全新的中國,可以為世界文化注入新的理念、新的血液。這必然要求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增強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的底氣。

  (三)方志文化自信引領地方志事業繁榮發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然要求地方志事業的科學發展,全面升級。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的自覺引領行動的主動,方志文化自信是地方志事業轉型升級的巨大精神動力,事業繁榮發展的思想基礎。只有在思想上高度認同方志文化,才能在行動上有所作為。例如,各級黨委政府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主動落實“一納入、八到位”,即把地方志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各級政府工作任務之中,做到認識到位、領導到位、機構到位、編制到位、經費到位、設施到位、規劃到位、工作到位,才能抓住地方志事業發展的“牛鼻子”,解決發展的后顧之憂。地方志系統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把握住地方志事業發展的文化命脈,進一步深入挖掘方志文化價值內涵,闡發方志文化精髓,激發方志文化的升級與活力,主動推進地方志從一項工作向一項事業轉型升級;才能主動整合各方力量,形成發展合力,把國家文化戰略中對地方志工作的要求落到實處,把既定的科學目標變為現實,在融入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實現地方志事業的價值。方志人只有建立方志文化自信,才能激發對方志事業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推進地方志事業繁榮發展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增強自我價值主動性;也才能在實踐中克服得了困難,耐得住寂寞,能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干勁投入地方志工作。

  五、方志文化自信建立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方志文化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探究方志文化自信建立的路徑就成為迫切的時代課題。總體來說,要探尋方志文化在我國幾千年的源流,遵循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規律,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實現,從主觀和客觀方面以規劃設計。

  (一)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源于對方志文化的深刻認知

  “文化自信的發生,源于對民族、國家傳統文化、當代文化、未來文化的認知和把握,缺乏對于自身文化的歷史洞察、現實認同與未來憧憬,文化自信無從發生,文化認知是文化自信發生的前提。”[65]方志文化自信建立的前提,就是方志文化自信主體立足歷史與現實,厘清方志文化的根源,明晰方志文化的發展脈絡,掌握方志文化時代內涵,尤其是要充分認識方志文化特性,把握方志文化發展規律,明確方志文化發展目標,以及堅定方志文化自信目標實現等。通過這一認知過程,方志文化自信主體才能形成對方志文化的認同感,從而形成方志文化自信。

  (二)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對方志文化發展的科學把握

  一方面,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也是方志文化大繁榮的根本,是方志文化自信主體培養高度方志文化自覺和自信的主心骨與指南針。[66]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才能戒除方志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正確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方志文化,正確認識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的方志文化。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政治理論保證。另一方面,必須堅持繼承和創新。對傳統方志文化不忘本,要取其精華,結合時代特點推陳出新;對外來文化要兼容并蓄,既要廣泛吸納有益滋養,融會貫通,為我所用,也要包容文化差異,更要辯證取舍外來文化,堅決抵制糟粕。

  (三)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根植方志事業的轉型升級

  方志文化自信作為一種穩定的心理狀態,來自于實踐,又作用于實踐。方志文化自信來源于方志文化,又推進方志文化的進一步繁榮發展。所以,方志文化自信的“大本大源”就是方志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就是方志文化的載體——方志事業的科學全面發展。當前,地方志事業雖然處在全面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但是不得不承認其硬實力還是不夠,其所承載的方志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實力及影響相比,還未達到所應有的高度,全面推進地方志事業繁榮發展任重道遠。要通過地方志事業轉型升級,提升方志文化的生機和活力,提高方志文化的吸引力和號召力,增強方志文化的影響力和競爭力,進而建立方志文化自信。

  (四)方志文化自信的建立依賴方志文化的傳播影響

  方志文化自信的構建不僅僅是建立在對方志文化的認知,還有經過比較、反思、批判、認同等一系列過程才逐步形成的。換句話說,沒有宣傳難以形成方志文化認知,沒有交流難以形成科學的方志文化認知。一方面,要加強中華民族幾千多年來方志文化歷史與優秀方志文化成果的宣傳教育。利用各類媒體廣泛宣傳地方志成果,推動方志文化進機關、進農村、進社區、進校園、進企業、進軍營,推動城鄉方志文化建設,培育地方歷史記憶,引導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方志、了解方志,從而建立方志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要加強方志文化對外交流,通過“請進來”“走出去”,暢通交流渠道,拓展交流范圍,在交流過程中,充分展示方志文化的當代價值及永恒魅力,增強方志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構建方志話語體系,擴大方志文化話語權,從而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建立理性、健康的方志文化自信。

  六、結語 

  編纂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優秀文化傳統,方志文化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瑰寶,不僅豐富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還成為“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源,成為國外了解中國國情、地情的切入點”[67];不僅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獨特地位和作用,而且在世界文化之林也占有獨特位置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影響力。方志文化自信也因其獨特魅力和價值,有了建立的現實基礎和理論意義。在經濟全球化帶來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全球化后,方志文化走出去已經勢在必行。正如魯迅所說:“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68]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現過程中,方志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中最獨特、最有價值的代表,應該也必須有所作為。方志文化要發揮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引領作用,當好領頭羊,率先走向世界舞臺。要凝聚方志力量,講好方志故事,讓更多體現方志文化特色、具有競爭力的方志文化產品走向國際市場,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凸顯中國精神、蘊含中國智慧的方志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現之后,方志文化作為世界文化中最有根基、最有借鑒意義的代表,應該也必須勇敢擔當。方志文化要通過扎根中國傳統文化,融通各種資源,構建有方志魅力、中國魅力的文化話語體系;要通過樹立方志文化自信,推廣傳播中國方志文化,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當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實現之后,中國方志文化應當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央。

  * 劉玉宏副主任、邱新立研究員、于偉平編審、和衛國研究員、楊軍仕副研究員、劉永強副研究員、程方勇副研究員、周勇進副研究員、陳旭處長對本文部分內容修改提出了寶貴意見,在此一并表示謝忱。

  ** 冀祥德,男,山東省青州市人,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刑事法學、司法制度學、法律教育學,近年從事方志學研究;宋麗亞,女,山西省晉城市人,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史學理論。

  [1]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1頁。 

  [2]王靜:《試論文化自信的四維根基》,《天府新論》2012年第3期。 

  [3]張杰客:《文化自信生成于中國近代哲學視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7月25日第2版。 

  [4]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1年7月1日),《人民日報》2011年7月2日第2版。 

  [5]《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6日第1版。 

  [6]曲青山:《關于文化自信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9期。 

  [7]《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人民日報》2014年2月26日第1版。 

  [8]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4版。 

  [9]杜小杜:《(我在現場)習近平給澳門學生講文化課》(2),人民網2014年12月21日。 

  [10]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1]《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為全面從嚴治黨打下重要政治基礎》,《人民日報》2016年6月30日第1版。 

  [12]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第2版。 

  [13]《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斗》,《人民日報》2017年7月28日第1版。 

  [14]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方志通鑒》(下),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946頁。 

  [15]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6]相關統計數據來源于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2016年11月份對全國地方志系統工作進展情況的統計。 

  [17][英]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小組譯:《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第1分冊),科學出版社,1976年,第44~45頁。 

  [18]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581頁。 

  [19]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全集》(第十五卷),第4581頁。 

  [20]冀祥德:《論依法治志》,《中國地方志》2016年第5期。 

  [21]倉修良:《編修方志是中華民族文化中一個優良的傳統》,《倉修良探方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3~84頁。 

  [22]王晶晶:《60年來美國學者對中國舊方志整理、研究與利用》,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 

  [23]《中國地方志專業考察團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報告》,《中國地方志》2013年第6期。 

  [24]丁劍:《再論志書的地方性》,《黑龍江史志》1987年第1期。 

  [25]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78頁。 

  [26]丁劍:《再論志書的地方性》,《黑龍江史志》1987年第1期。 

  [27]筧橋鎮志編纂委員會:《筧橋鎮志》,中華書局,2016年。 

  [28]梁啟超:《說方志》,《梁啟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79頁。 

  [29]梁啟超:《說方志》,《梁啟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278頁。 

  [30]顧頡剛:《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寶樹園文存》卷2,中華書局,2011年,第184頁。 

  [31]梁耀武:《方志學研究中的規律認識》,《黑龍江史志》1998年第6期。 

  [32]張安東、呂君麗:《中國方志文化論要》,《巢湖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33]梁啟超:《龍游縣志序》,《梁啟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336頁。 

  [34](東晉)常璩:《華陽國志》(九家舊晉書輯本),《二十五別史》,齊魯書社,1999年,第200頁。 

  [35](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中華書局,1983年,第2頁。 

  [36](宋)鄭興裔:《廣陵志序》,《鄭忠肅奏議遺集》卷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17~218頁。 

  [37]來新夏:《中國方志學理論的發展與現狀》,《中國地方志》1995年第2期。 

  [38]王晶晶:《60年來美國學者對中國舊方志整理、研究與利用》,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5月。 

  [39]鄭詩亮、尹敏志:《上海書評:卜正民談〈哈佛中國史〉》,澎湃新聞網,2017年1月15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9785。 

  [40]梅森:《方志學簡論》,黃山書社,1997年,第67頁。 

  [41]陳橋驛:《陳橋驛方志論文集序》,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頁。 

  [42](明)黃仲昭:《邵武府志序》,《未軒文集》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3](清)章學誠:《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2頁。 

  [44](宋)司馬光:《河南志序》,《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65卷,《四部叢刊初編》0841,商務印書館影印,1926年。 

  [45]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編:《中國方志通鑒》(下),第960頁。 

  [46]林天蔚:《地方文獻論集》下冊,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943頁。 

  [47](清)章學誠:《修志十議呈天門胡明府》,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858頁。 

  [48]梁啟超:《龍游縣志序》,《梁啟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336頁。 

  [49](北宋)趙抃:《成都古今集記序》,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1冊,巴蜀書社,1992年,第248頁。 

  [50](清)章學誠:《修志十議呈天門胡明府》,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856頁。 

  [51]《世宗憲皇帝實錄》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諭,《清世宗實錄》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中華書局,1985年。 

  [52]云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對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中),《紅旗文稿》2010年第16期。 

  [53]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2月25日視察首都博物館時,強調要“高度重視修史修志”,將史志編修工作提升至關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2015年7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協調各地黨史、軍史、檔案、政協文史資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門和機構的力量,扶持民間研究,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國際等領域對抗戰進行系統研究”,要求地方志工作機構要在抗戰研究上發揮應有作用。 

  [54]劉延東副總理2014年4月與第五次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部分代表座談并發表重要講話,就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李克強總理重要批示精神,進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明確要求(參見《中國地方志》2014年第5期);11月,就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上報的《當前全國地方志工作和事業發展情況報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抓住地方志事業發展的好形勢,切實采取有效措施,推動地方志事業邁上新臺階;2015年1月又就編制《規劃綱要》作出重要批示;2015年12月在接見全國地方志系統先進模范代表時發表重要講話,對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參見《中國地方志》2016年第1期)。 

  [55]劉林濤:《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質特征及其當代價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56]冀祥德:《論依法治志》,《中國地方志》2016年第5期。 

  [57]劉林濤:《文化自信的概念、本質特征及其當代價值》,《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58]張安東、呂君麗:《中國方志文化論要》,《巢湖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59](宋)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宋元方志叢刊》(第二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1315頁。 

  [60](宋)陸游:《嘉泰會稽志序》,《宋元方志叢刊》(第七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6712頁。 

  [61]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第186頁。 

  [62]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第186頁。 

  [63]張安東、呂君麗:《中國方志文化論要》,《巢湖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64]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65]黃曉波:《論文化自信的生成機制》,《科學社會主義》2012年第3期。 

  [66]劉芳:《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戰略考量》,《理論學刊》2012年第1期。 

  [67]張安東、呂君麗:《中國方志文化論要》,《巢湖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68]魯迅:《致陳煙橋》,《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81頁。 

  (本文原載《中國年鑒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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