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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貼近”是第二輪志書編纂的基本原則

發布時間:2013年03月08日來源:中國地方志期刊網打印本頁關閉


 提要:“三貼近”是中國共產黨“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合理延伸;堅持“三貼近”才能科學揭示社會變遷的內在本質;貫徹“三貼近”原則是改進志書文風的必由之路。同時,本文對影響志書“三貼近”的歷史根源和現實因素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第二輪志書“三貼近”創新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在時代的高起點上推動文化內容形式、體制機制、傳播手段創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是繁榮文化的必由之路。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由此可見,“三貼近”已不是一個普通的方法論,而是“在時代的高起點上”文化工作的基本原則。新方志作為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貫徹執行這一基本原則,這是方志文化發展和繁榮的保證。然而,從首輪和第二輪修志已出版的志書看,方志界對“三貼近”的認識不能說都到位了,在志書編纂的實踐中,貫徹“三貼近”的情況也并不盡如人意。關于這個問題,筆者曾有過專題論述常茂林:《第二輪修志必須堅持“三貼近”原則》,《廣西地方志》2006年第5期。。近來,通過學習黨的十七大精神,對“三貼近”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提出來與志界同仁共同研究。
一“三貼近”是“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合理延伸
筆者注意到,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將“三貼近”緊隨在“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之后表述,這是有深刻思想內涵的。可以作這樣的理解:“三貼近”是“二為”方向在實踐中的具體化,也是“雙百”方針的基本點。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三貼近”是“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合理延伸。這種延伸不是人為的創新,也不是什么研究成果,而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種科學理念。近年來,我國文化戰線五彩紛呈,碩果迭出,體現了“三貼近”強大的生命力。方志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理應將“三貼近”作為方志編纂的基本原則。早在2004年,方志界就有人倡導“三貼近”。在修志實踐中,也有人從創新的角度將“三貼近”寫進修志凡例,作為第二輪修志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從總體上說,方志界在“三貼近”方面做得還比較薄弱,“三貼近”并沒有成為志書編纂的主流意識。分析志界對“三貼近”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方法論的層面上,諸如“三貼近”有利于搜集資料,可發現一些重要史實,增強志書的可讀性等等,卻很少有人從宏觀上將“三貼近”作為方志編纂的基本原則來認識。在修志實踐中,修志人對“三貼近”的認識帶有較大的隨意性:你可以“貼近”,我可以不“貼近”,照樣修志;有些修志人將“三貼近”作為一個時髦的口號掛在嘴上,至于為什么要“三貼近”,如何“貼近”,不甚了然。這里有一個對方志功能定位的認識問題。有學者認為,“志書不同于市場上的暢銷書,這個特殊的信息載體從出版之日起,就服務于特殊的群體,有自己特定的讀者群,少人問津是無須奇怪的。”言下之意,方志是為少數人服務的。既然是為少數人服務的,那么在志書編纂過程中是否“三貼近”也就無關緊要。筆者以為,這個問題應當重新認識。誠然,“志書不同于市場上的暢銷書”,而是科學的資料性文獻。但我們不能據此忽視志書的大眾性,而將志書這一大眾文化產品的服務對象定位于“特殊的群體”,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和為廣大讀者服務,既是國家新時期政治和文化政策在方志編纂工作上的必然延伸,也是國人對方志編纂工作的基本要求。方志作為資料性文獻,屬于大眾文化產品,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近年來讀志用志的成果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最近有學者提出,方志具有旅游休閑利用功能,主張重視志書的應用研究,拓展志書的應用范圍,也是很好的例證。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方志“少人問津”的現象只能說明我們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好,而不是方志本身的屬性。如何使方志走向大眾?只有一條路,就是在修志實踐中堅持“三貼近”。這是因為:貼近實際,就是貼近社會生活的實際;貼近生活,就是貼近老百姓的生活;貼近群眾,就是貼近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只有這樣,才能編纂出人民群眾所喜愛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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